武后——先皇“则天大圣皇帝”坐于皇位二十二年，而真正谓得上稳坐的，只有约莫最初十一年，至她在似乎觉察本尊天命之后，即刻改元长寿。
而论得上端坐，也只有不足十八年，最后四年，自圣历元年始，年老体衰、疾病缠身，以致脑中混沌的武后，在皇位继任者这一问题上犯了难。
一方是以武三思为首，口口声声说着“自古以来未有天子以异姓为后嗣”的武氏家族，另一方则是有意借机在武后百年之后，恢复李唐的狄仁杰等一众旧唐臣，款语温言以“姑侄岂有母子之亲，百年之后，子成天子必将供母于太庙，可华夏千年，从未听闻侄为天子将姑供奉配食之事”相劝。
起初两方纠缠，武后更是以“家事”回避了大多旧唐朝臣的譬解，狄仁杰搏命相劝，做出一番慷慨陈词，“王者以四海为家，四海之内，谁又不是陛下的家事！君臣本就为一体，君为体之头颅，臣为体之躯干，怎么分得开！何况臣狄仁杰还是武后钦命的当朝宰相，如何不能劝解所谓家事！”武后闻之略有触动。
此事屡经撕扯，期间武后两大宠臣，互为兄弟的张昌宗、张易之，更是插手朝政，专权跋扈，使武后渐渐远离朝堂，以致于连武氏一族都要退避三舍，见面招呼甚至需要回避两人其名，如此一来，兄弟二人更加气焰嚣张，朝堂一时难以安稳，陷入巨大动荡。
武氏一族在朝中的地位，甚至不如与狄仁杰等旧唐臣分庭抗礼之时，正所谓“无一世之友，惟一时之敌”，还可谓“若存分歧，则一致对外”，在此状下，比起得以继承大统，武氏一族宁愿在旧皇归天之后，得以久立于新朝，因此有意与旧唐臣一同扶持李唐，便在张氏兄弟提出秘密将被流放幽禁在外的庐陵王李哲接回神都时，欣然同意了这一提议。
恰逢彼时原皇太子武轮——旧唐豫王李轮，又名李旦，对长时被软禁于东宫、受尽武氏一族与弄臣们嘲弄的生活倍感厌倦与疲惫，趁阿兄李哲返神都时，屡屡三请五告央求武后将太子位逊于阿兄。
后李哲接替胞弟为太子，蒙恩复名为显，身为傀儡，因而迟迟未能入主东宫，只隐居于东都城内，凡事大多都由太子妃韦氏打点，由此结交了一众武氏之人。
武后朝终末四年，改元“长安”，张昌宗、张易之已将武后彻底架空，大小事都由自己决断，引发大量朝臣不满，然时机未至，谁人都不敢轻举妄动。
由此至长安四年末，凤阁侍郎张柬之、御史右丞敬晖、光禄大夫崔玄暐、司刑少卿桓彦范、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密谋诛杀张氏兄弟，欲助已年逾五十的太子登基。
后武后病重，再无护佑张氏兄弟之力，五人于正月二十二日率禁兵、携太子自东宫闯入入紫微城中宫，以张氏兄弟意图谋反之罪名，诛杀二张与其一众拥趸，并包围武后寝宫集仙殿，逼迫年迈武后立太子为监国，并择时退位。
其后一日，武后命太子李哲——李显为监国；再后一日，禅位；第三日，新皇登基。期间太子除了需要亲身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其余一切都由五王及李多祚、李湛代为操持，而已身为皇后的韦氏，伙同其兄，带领一族，交结武氏一族，亦开始干涉复唐后之朝政。
“彼时之太子，是于此般情状下，才成了当今圣人。”将源氏姊弟召回帐内的雍王，说起了这段往事。
源阳、源协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雍王言说这些是为何意，只是听着。
“我与圣人不时相谈，以当今圣人所见，眼下安坐之龙榻，未必为自己所愿。”雍王说出本意，既圣人的决意都未必由他个人能定，更何况自己区区一个雍王。
此外，“圣人常言道，‘如今竟为神龙二年，当以我之意，是长安六年不是’？”雍王无奈地笑笑，其中苦闷几乎与圣人别无二致。
无论是圣人、抑或太子，大多所下旨意都非自己亲身所想，而是被其后的某股势力向前推着。
但这其中有时不乏自己的些许意愿与这些错综复杂的势力相匹配，就如还都长安一事，“圣人、安国相王即为前太子李旦，乃至我，我等唐李自长安起势，后稳于长安，父辈一代又多为武氏所迫，远离长安，若得以归于生身之处，谁将不愿？”
“武后于花甲之年定年号为‘长安’，或有否同愿归于长安之意？如今谁人也未曾可知，而圣人却深以为然，他言‘武后亦是从高宗于长安临朝，后移于东都，可谁晓至弥留之时，一生之发迹处又怎不是其人愿归魂之地’？”
“于韦氏、武氏而言，韦氏一族因曾经庐陵王之流放，落魄许久，终在东都寻得发迹——此一项与武氏一族有何不同，即便在高宗朝再受尽恩泽，又怎有武后朝于彼时神都的风光无限？”
“尊为贵胄，更不易亲自卸下权、名、财这般身之外物，因此对发迹之处，更是难以割舍，故而元年，五王与朝臣进言‘既已复唐，则还长安’时，圣人未曾言过一个‘否’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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