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，金海和胡芳芳帮着孙桂香制作各种吃食。
先找来一只小瓮放在锅头，把豆芽生上。
生豆芽不难，就是麻烦，一天要淘洗一遍，用簸箕簸去褪下的皮，换一遍清水，当地人把这个过程称为“撂豆芽”，不知何意，或许“料豆芽”更准确些，有料理的意思。
和好的面搁在锅头，蒙上被子或棉大衣，第二天就起了，原本小小的一团，胀大了几倍，盆里都放不下了。
起好的面，味道是酸的，需要用碱面调和，像科研人员做试验一样，捏一个小圆饼，贴在炉盘或炉壁上烤熟，尝尝味道，如果还是酸的，那就再加碱面；如果发黄了，那就说明碱大了，需要加入起面调和。
这个过程很费力气，往和好的面团里加碱面，要充分揉搓，不然就不均匀，蒸出来的馒头就白一块黄一块的，像擦过屁股似的。
金海自告奋勇，挽起袖子，揉起了面团，揉得满头大汗，揉得胳膊都酸了，可是孙桂香每每说：“继续揉，差得远呢！”
孙桂香最终看不上金海干活，说声“快起开哇”，推开金海，自己揉了起来。
对于这点，金海很是不解，他现在二十来岁了，论体力，论臂力，论爆发力，论耐力，母亲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但为什么母亲揉开面团来，那么气定神闲，而自己却累得半死？
看来，生活处处是学问，人生处处是智慧，大学之外，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。
如此反复多次，把面团的酸碱度调和到最佳比例，捏出形状，就能蒸出白白胖胖的开花馒头了。
当然，火候也至关重要，如果火小了，或者中途断火了，馒头就会浸，就发不起来，就会变得又硬又涩，难以下咽。
蒸熟的馒头，人先不吃，先敬天地，再敬四面八方的神仙，最后敬灶王爷。
凡是蒸煮炸活动，人吃之前，都要先敬这些神仙。
其实除了敬灶王爷的，扔进了炉膛里，其他的都扔在院门外，被过往的狗吃了。
人过年，狗也过年，骡马牲口也都过年，大红的对联贴在它们的圈上，槽里堆满了吃不完的草料。
但猪例外，虽然猪圈上也贴着“肥猪满圈”的红尺方，但猪圈里面却空空如也。
所以说，闲饭尽量少吃，多吃就会肥，就会死得早，争取做到当年猪不杀，好歹看一次新年的烟花，也不枉来世间走一遭。
馒头蒸好了，在排子上摆开，放在室外冻结实，装进袋里放到凉房的架杆上，什么时候想吃，放在锅里一呵就能吃。
蒸馒头是过年的第一大事，它不仅是一种吃食，更是一种仪式，寓意无限，是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既往岁月的缅怀，对人生的敬畏。
所以，过年的馒头，做得无比认真，不像平时，简单地搓成条状，用菜刀切成一段一段即可，而是要一个一个用手捏，捏得光滑圆润，美得宛若女性的乳房。
还要用筷头蘸上红印泥，在正中心点上一个红点；没有红印泥的，就把写对联的红纸撕成碎块，放在碗里，添上水，泡成红色的颜料。
这项工作自然由贪玩的赵小蛇来做，她不仅在馒头上点红点，还画各种图案，比如画个红嘴唇，说谁吃这个馒头，就等于是和馒头亲嘴了。
第二件大事是炸油糕。
西北地区的油糕，和人们常说的年糕不同，它的原材料是黍子。
黍子有点类似于糜子，只是糜子是黄色的，产的是小米（各地称呼略有不同，有的地方称谷米是小米）；黍子却是红色的，红色的黍子产的却是黄米。
黄米用凉水泡软，放进碓臼里捣成粉沫，加入清水打成颗粒状，撒在笼屉里蒸熟，这就是素糕，可以直接食用。
素糕再捏成瓶底大小的圆片，放入油锅里炸一下，就成了油糕。
如果包入红糖、红豆、酸菜等馅料，就更好吃了。
说实话，西北人并不是特别爱吃油糕，偶尔吃一次，每次吃三五片即止。
但对于西北人来说，油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，每遇重要节日，比如婚丧嫁娶，乔迁新居，新年过寿，油糕是必备的食物。
当地人甚至把糕等同于酒席，比如说，去哪吃糕，意即去哪吃席。
假如某人死了，则委婉地说成是“某人吃糕了”，和现在人们说的“吃席”完全是一个意思，带着点调侃的意味。
把素糕变成油糕的过程中，有个高难度的操作，就是搋糕，搋糕要趁热，要动作快，否则糕就会变硬，炸出来就不好吃。
农村人说，糕是有灵性的，上了大学的金海知道，这是材料的触变性，这是科学。
刚蒸熟的素糕，温度接近一百度，要用两只拳头不停地搋，用力地搋，动作慢了，手就会被烫伤，手上还要抹一层素油，以防止糕和手粘连。
金海刚搋了几下，就烫得直叫唤，几个关节处被粘下一层皮来。
孙桂香便让他歇着，她来搋，一边叹息道：“我们这茬人死了，你们怕是连糕也吃不上了，你哥也笨，干不了这些细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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