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珍娜的投诉被新华社大肆报道，国外电视台也开始追踪报道这件事。
日不落成立于1859年的第一个女权组织“朗汉姆女士”公开表示支持林珍娜维权，米国的女性维权民间组织也通过大使馆联系上了她。
几篇报道的接连发声，彻底将林珍娜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相比于国外的轩然大波，国内的指责之声更加激烈。
有人认为她是在小题大做，说华夏是男女平等的国家，她所谓的性别歧视根本不存在，雪花般的抗议信从全国各地寄到京大。
《妇女报》通过京大联系上了林珍娜，对她进行了专访。
她写了一篇分析国内现存性别歧视的论文，其中深刻指出女性应该享有和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，和妇女就业遭遇的性别歧视，职场骚扰，参政议政权等问题。
大量数据表明，从政的女性人数仅是男性的千分之一，在工作岗位上，女性管理者比例也低于男性数倍。
尤其是受教育权利问题，数据表示，城市女性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数只占男性的四分之一，农村更甚，90%的农村女性，甚至连小学校门都没摸到过，何谈接受教育。
此论文一见报，抗议信立时少了95%。
期末前，联合国大会通过官方向林珍娜正式提出邀请，成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正式成员。
共同制定保护妇女权利公约，该文件全面要求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家庭等领域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。
此举为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提供了法律依据，它要求缔约国必须采取法律措施禁止歧视妇女，将男女平等原则写入国家宪法，或者制定男女平等法。
缔约国不得提出与公约目的相抵触的保留。
外界如何去想林珍娜根本不在乎，在接到联合国邀请的那一刻，她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应下来。
重来一次，本就想做一番大事，既然做了，那身为女性的自己，为女性谋些福利又如何。
父系社会下，所谓的男女平等不过是个笑话。
无论是战争年代，还是和平年代，‘男主外女主内’六个字都是女性身上最可笑的枷锁。
职业女性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工作，而是来自工作机会，和所谓的母亲责任之间的冲突。
多少女性在职场上发光发热的时候，没有被家里催过婚？结了婚的又催生，生了的继续催二胎。
等孩子都生完了，还会有人不痛不痒的问上一句：‘那你上班谁带孩子呀’？
这话为什么不去问男性呢？
男性就没有做父亲的责任了吗？
是男性天生愚蠢，养不了孩子吗？
是男性对自己亲生骨肉的爱，不如女性强烈吗？
既要生，何不养？
如此以性别之名，行霸凌之实，要脸乎？
多方施压之下，意泰利共和报通过大使馆，对林珍娜传达了一份书面道歉，可落款写的居然是当初那位采访的记者托马斯，而不是共和报。
如此又当又立的行为，让林珍娜嗤之以鼻。
事件再次发酵，为了不影响学校正常上课，林珍娜只修学分不上课的申请已经通过了。
她在妇联给自己找了个事儿干，每天在家写稿，专给妇女报和妇联出稿件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反对家庭暴力，支持女性维权，批判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让女孩子上学等问题。
因为她文笔好，言辞犀利，引发的讨论范围广，每篇稿件都能得到千字两块五的稿费，这可是资深编辑才有的价钱。
有时候她也会感慨，原来笔杆子真的是武器，怪不得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呢。
风云变幻之际，林珍娜迎来了她的第一次大学期末考试。
苗欣雨那个小傲娇，开始还打着跟她做塑料姐妹花的主意，后来看到她做的这些事，被她深深折服，很快就完成了自我攻略，现在见她俨然一副星星眼小迷妹的模样。
周末一放假就往林珍娜的小洋楼跑，平时两人就窝在三楼琴房里，一个弹琴，一个弹吉他，偶尔也会开着火红的跑车出去逛一圈。
虽然苗欣雨不像韬韬那样善解人意，但她既小心眼儿，又大大咧咧，是个很好拿捏的小女孩。
时间一长，她觉得有个朋友也不错。
尤其到了期末前夕，苗欣雨竟然帮她也整理了一份课堂笔记，可谓是礼轻情意重。
考试过后，林珍娜第一时间向日不落大使馆申请了香江通行证，加上齐耀祖让那边的人给她写了工作介绍信，于是她以签约唱片公司，赴港录歌为由成功拿到了通行证。
临走前，国安局找上了门，美其名曰对她进行出入境安全教育，实则就是想试探她的真实想法，怕她去了香江就不回来了。
不过林珍娜在这方面一向做得很好，她在京都有固定房产，有在读学校，父母亲人具在，所以叛国的危险性不算高。
不像一些故意想要逃港的人，临走前变卖家产，打着各种各样的名头出了国就一去不复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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